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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组图】科学和宗教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对立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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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科学和宗教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对立的?

原标题:科学和宗教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对立的?

“豆瓣上有人说,有个‘文傻’还在孜孜不倦地为基督教促进近代科学而辩护。这是对我的双重误解。首先我是学物理学出身的,不是‘文傻’……我也不是为基督教辩护,我只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梳理。不能因为我说,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,就认为我觉得基督教全就是好的我不是在护教。” 科学史专家张卜天如此回应豆瓣上的质疑。

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冲破了基督教的黑暗压制,打破了宗教迷信的枷锁,迎来了曙光。这是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的历史叙述。但是,张卜天却认为,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一个视角,在某种意义上来说,没有基督教,就不会有近代科学。而且在19世纪之前,西方人是不会认为科学和宗教,这两个范畴是对立的。

这个观点,不仅仅为我们理解西方科学的起源打开一个新视角,更是把脉现代人 “意义焦虑”的一次尝试。

为什么在科学和理性主导的现代,虚无主义会成为一种“流行病”?为什么现代人在科学中找不到指导人生的意义?反而大家会对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性感到恐惧?12月4日,张卜天在北京大学发表了“《圣经》之书与自然之书”的演讲,他细致地梳理历史脉络,从释经学的角度入手,探究新教改革与科学革命的关系,为“现代病”叩开病因。

在文人和科学家分道扬镳之前,西方人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?

在日常生活中,文科生和理科生之间经常会带有偏见,有些理科生认为文科生是“文傻”,有些文科生则认为理科生是枯燥无味的书呆子。这个分裂在世界上似乎随处可见,C.P.斯诺(C.P. Snow)在《两种文化》里说:“整个西方社会的思想生活越来越分裂成两极,一极是文人(literary Intellectuals)……另一极是科学家。他们之间互相存有偏见,以至于即使在情感层面上也找不到共同之处。”

《两种文化》,作者:(英)C.P. 斯诺,出版:三联书店,1995年2月

但是,所谓的“文科和理科”的分裂只是一个近代现象。我们都知道,在文艺复兴时期,有很多百科全书式的全才,达·芬奇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。因为那时,学科之间还没有分化,文人和科学家并没有分道扬镳。我们要理解人文和科学是怎么分离的,就要首先得理解他们在分离之前的状况。

张卜天认为,人文和科学,实际上就是词与物之间的关系。因为文人讨论语词和文本,科学家则关注自然界的万物。在中世纪,人们想理解这个世界,就得阅读这“两本书”,词就是“《圣经》之书”,而物就是“自然之书”。“《圣经》之书”是神之道,即圣言(Word of God),而“自然之书”是神的作品(Work of God)。在当时,对这“两本书”的阅读并没有分裂。

张卜天在演讲现场

这是因为,当时有一门学问,叫释经学。释经学者奥利金曾提出了一种普遍的诠释学,来处理文本和自然物,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。举个例子,《创世纪》本来其实可以理解成一种宇宙起源论,创世纪的前三天里,没有太阳、月亮和众星,连昼夜都没有,那这三天本身是怎么存在的?面对这种质疑,奥利金认为,我们不能去细抠《圣经》的字面意义,而是要透过字面意义去看出更深的神学意义。奥古斯丁继续发扬奥利金的释经学,他认为《圣经》里的词分别都有四种含义。比如说,“耶路撒冷”在字面意义上是犹太人的城市,在道德意义上是人的灵魂,在神秘意义上是神的天国,在寓意意义上是基督的教会。

奥古斯丁

那释经学怎么向普通人解释自然万物的存在呢?就是靠这种寓意阐释。寓意阐释不是一种文学手法,而是一种把读者从《圣经》的字面语词,引向自然世界、理解自然世界的过程。

举个例子,动植物是什么?它们是满足人身体需求的食物。那么那些与人类需求无关,有害的动植物,它们的存在岂不毫无意义了?所以这就需要诠释,给万事万物赋予意义。耶稣老说自己是葡萄树,所以我们生活当中,看到葡萄树,就看到了生活的指导。我们看到了鸟,就看到了我们“生活方式的榜样”,我们看到了鱼,就看到了“我们劣行的样板”。

这在现代人看来蛮没有逻辑的,但是,在当时,人们对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理解,就靠着这一张意义的大网给网罗起来了。其实很多宗教都有提供类似的理解世界万物的方式,比如佛家有言,“青青翠竹,尽是法身;郁郁黄花,无非般若”,这也是一种寓意诠释世界的方式。

在那个时代的人看起来,今天我们研究的物理世界,只是一系列标记和象征罢了。它们跟《圣经》一样,其所指一定是超越物理世界的。所以,我们要进行“沉思生活”,去解读这个世界。因为物理世界是没有神的,“科学的好奇心”只不过是另一种感官诱惑罢了。

这种释经学,还有中世纪的医学、天文学、占星术和“魔法”,依照的基础模型是“大宇宙-小宇宙”,即人体内也有一个小宇宙,跟世界的大宇宙有着平行对应的关系。张卜天调侃道,我们老说天人合一是中国的,其实西方也有。

没有基督教,就不会有自然定律

由于新教改革,改变了诠释文本的途径,寓意世界观开始消亡。新教改革家呼应人文主义“回到本源”的呐喊,主张采用语文学的方法对《圣经》文本进行历史校勘,他们更侧重于重要文本本身,而对历代释经学家的注疏持怀疑态度。路德说,寓意是给“虚弱的心灵”准备的,加尔文也认为,那些寓意都是奥利金瞎编的。这个小事有着深远的意义,它被称为“从古代诠释学过渡到现代诠释学的象征性时刻”。

马丁·路德

否定了寓意,这意味着自然界的物得不到解释。自然物和人工物都没有了象征含义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,新教把教徒的注意力从视觉象征转向了《圣经》文本的字面意义,比如说,新教的教堂很朴素,中心是讲经台,而不是圣坛,圣餐也沦为了一种纪念餐。历史学家劳伦斯·斯通(Lawrence Stone)认为,这是欧洲从一种图像文化转变为一种文字文化的决定性时刻。

既然自然物没法在《圣经》中得到指称,那么当时的学者们怎么去维持这些自然物的神学含义呢?只有两种方法,一种是数学,一种是分类学,即研究自然的“设计”。数学负责把无生命的世界组织起来,分类学或者自然的“设计”则负责组织起有生命的世界。

由数学构成的自然秩序意味着自然定律。我们不能想象,若没有基督教的影响,西方会诞生自然定律。我们一般认为,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,就寻找科学定律,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,因为很多古希腊人最终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和谐状态,而不是一种外加的秩序。而自然定律这种外加的普遍秩序,只有一神教才有可能加上去。笛卡尔认为,“上帝在创世时为各个物质部分赋予了各种运动,现在他以同样的方式和过程维持着所有的这些物质。”这就是具有普遍性自然定律的雏形,而定律来自于神律,我们要搞清楚神赋予的定律,就要通过实验。这鼓励了近代科学实验的进行。

而分类学或者自然的“设计”也是学者们需要去弄明白的。因为我们要了解上帝怎么构思这个自然,就要从他设计的精细结构中去体会。所以说,那时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,并不是说技术发展到那一步了,它们就该出现了。而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有这个需求,才出现的。比如说,我们用显微镜把昆虫的触角放大好多倍,我们可以看到,它结构是如此精美,为什么会如此的精美呢,当时的人们觉得这就是神的意思。

不过,望远镜则适得其反,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恐惧。帕斯卡说,“这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,使我充满恐惧。”对于人们来说,那么多星星,都没有了以前善良、勇敢等象征含义。天空中的一切变得陌生,冷冰冰的,令人恐惧。那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?它们只可能是上帝为地外生命设置的居所。这也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目的论的终结。

所以在那时,很多学者就开始谈地外生命。开普勒写了人类史上第一篇科幻小说——《梦》,他想象着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是什么样的,丰特奈尔也写了小说《关于多重世界的对话》,探讨地外生命的可能性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象力有多发达,而是因为星辰“沉默”了,所以他们试图重新赋予意义。

开普勒

与此同时,自然志或者博物学开始科学化了,不再讨论一些寓意、象征、伦理学或预兆等人文学科的东西。当时涌现了一大批博物学家,也是因为万事万物的象征含义消失,我们亟须从分类学的角度对万物进行整理。

在宗教和科学的蜜月期,实际上已暗流涌动

亚里士多德有一种目的论的倾向,比如种子的内在目的是长成大树,它凭借自身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而经院学者增加了造物主的观念,种子长成大树的首要原因是神,次要原因才是这个种子的内在能力。笛卡尔的自然定律观念,则使得内在能力和性质的关系开始走到尽头,种子能长成大树,是因为神强加的自然定律。这也直接产生了近代的机械论。机械论相信物质和物质之间有接触才能互相作用,它们怎么作用呢?就是依照自然定律。

当时,科学和宗教正处于蜜月期。很多物理神学学者仍然试着去将物理和神学打通起来。但是,机械论提供了一幅自然可以自己运作的图景,因为自然定律是不变的,物和物可以接触互相作用,那神的位置在哪?

张卜天在演讲现场

马勒伯朗士和塞缪尔·克拉克只好认为,所有这些“自然”变化,都能被理解为神的直接活动。这种观点本来是为了“修补”神学,但是事与愿违。比如牛顿第三定律,你推桌子,同时桌子其实也在推你,在自然世界里,谈不上谁是因谁是果,你和桌子只是服从自然定律而已,那么在这个过程里,上帝的位置在哪里呢?

所以自然定律是神的法则,也是自然的法则,就如斯宾诺莎所说,“神或自然”是一个东西。那为什么不直接是单纯的自然的法则呢?拉普拉斯说,我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。这也为彻底的自然宗教埋下了种子。自然哲学家(科学家)扮演祭司, 向人们解释“自然之书”。而且,这不会像不同教派解释《圣经》一样,纷争导致宗教战争。对自然的解释只可能是普遍的,这样发展下去,科学就变成了一种“宗教”。

《圣经》从神圣之书变成了一本历史书

新教改革导致了人们世界观和认识论发生变化。当人们再去解读《圣经》,就只剩下了历史价值。以前,《圣经》是超出凡人理解的,超越时空的永恒真理。比如说,“世界末日”的概念,不是指在时间中的某一个时刻,世界真的遭受灭顶之灾,而是时间终结了。但是,后来大家把它纳入了具体历史时间,比如亨利·摩尔认为,当地球过于接近太阳的时候,世界末日就来了。这就很像我们现代读者理解文本的方式,都是历史性的理解。

一般来说,对于现代读者,我们得了解这个文本是谁,在什么时候,带着什么样的构思写的,我们才能理解这个文本。所以,当时,摩西变成了历史学家,《圣经》变成了一本历史书,大家只关心字面意义,寻找科学知识。比如说,本来在中世纪,方舟象征着教会,洪水象征着泛滥的激情,方舟的尺寸也有精确的象征含义。但是到了17世纪,大家却开始问一些“后勤学”问题,如洪水从哪里来?最终去了哪里?船怎么造的?如何航行的?各种生物怎么保存在船里? 那时还有人去寻找伊甸园的具体位置,或去寻找诺亚方舟的具体地点。这些寻找直到现在依然存在。

米开朗基罗的《大洪水》

这给维护宗教地位和阐释《圣经》的学者带来很大的困难。他们只能这样解释,摩西他们都是知道这些自然定律的,只不过因为当时受众心智能力不高,做了适当调适。我们可以在经文中找到许多案例。其实这很像某些捍卫佛教的人。比如说,佛陀说过一碗水有“八万四千虫”,这说明佛陀理解细菌的存在,只不过当时为了让普通人能理解,做了调适才这样说。

在宗教和科学关系最好的一段时间里,神圣和自然被压到了同一个层面去解释,很明显,如此没有说服力的解释,也意味着未来的冲突。

人类重建伊甸园的渴望,间接带来了现代社会

除了因为自然物没有了含义,需要自然科学去填补之外,注重字面解释的《圣经》还以另一种方式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兴起,因为它使得《圣经》关于创世和堕落的故事,被理解成人类需要重建对自然的统治。人们希望重建伊甸园,来拯救自己。

在《圣经》中,人类遭受了三大灾难,堕落、大洪水和巴别塔。因为人类堕落,使得人类失去了堕落前的完满知识。所以我们想要追求真理,通过认识世界来模仿神的智慧,通过操纵世界来模仿神的能力,恢复与神的相似性。

巴别塔

因为人类堕落,所以人类也失去了对万物的统治。在中世纪的理解里,亚当对自然的统治不是说要让万物服从他,而是掌握万物的多重含义。因此,恢复亚当原有的统治在于,从心灵上掌握自然的神学含义,以及控制人的激情。但是,培根第一次把大家关注的要点从如何道德地生活,变成如何对自然过程进行理解和重构。我们该抛弃“沉思生活”,认知的目的是改变世界,而不是自己的灵魂。统治的含义慢慢地变成现代人所理解的。

同样,因为人类堕落,植物变得不完美。所以人类需要通过园艺和农业来“修复地球”。西方的园艺,实际上可以被理解成重建伊甸园的冲动。而且耕种土地,可以补救大洪水对地球造成的伤害。荒野和空地代表了杂乱无章,反映了居民的堕落。这也为西方殖民提供了其中一个原因。他们认为美洲土著居民未能善用土地,是懒惰的民族。神对亚当的明确命令——“遍满地面,治理这地”,这也是对殖民的授权。而占领、保管和使用土地也成了现代土地私有化的原则。

而巴别塔使得语言变乱,这怎么拯救呢?西方人开始去追求一种普遍的语言文字。莱布尼茨就有一个普遍语言计划,他认为,人类因为语言的不清晰,导致了各种纷争,所以,假如我们要纠正我们的推理,就要设计一门语言,这门语言像数学一样确凿。当人们发生争论时,我们就可以直接算一下,看看谁是对的。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假想,也预示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。

其实牛顿并不在乎他在数学和物理上的成就,他有更大的野心

其实,在那个时代,很多人就发现在科学里找不到救赎的知识,找不到人生的意义。休谟认为,从事实中推不出价值,从自然的特征中也得不到任何重要的神学结论。达尔文更加认为,生物的奇妙机制只是数百万年来偶然事件的最终结果,在达尔文之后,物理神学就彻底地衰落了。

在科学和人文慢慢分道扬镳的过程中,其实有无数聪明绝顶的大脑为了弥合它们,做出巨大的努力。现代人经常会觉得,牛顿花那么多精力去研究神学,实在太浪费了。其实,在牛顿那一代学者眼里,他在物理和数学上的成就并不是他生活的重点,他的野心是要统一“《圣经》之书”和“自然之书”,统一词和物的科学。这也是当时无数学者的伟愿。

艾萨克·牛顿

物理学家史蒂文·温伯格在《宇宙最初三分钟》里谈到,“宇宙越显得可以理解,它就越显得没有意义。”科学史家柯瓦雷在《牛顿研究》里说,“在科学世界里,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,唯独人失去了位置。于是,科学的世界变得与生活疏离了……两个世界:这意味着两种真理。或者根本没有真理。”如今,虽然我们能从自然中不断地解读出意义,但是这对我们的人生、我们的选择没有指导作用。

而占星术、命理学、观相术等神秘学思潮,还有德国浪漫派,都表明了人类依然渴望与自然界联系起来,都是一种重新勾连科学和人文的尝试,想让它们更好地融入我们的心灵,解脱我们灵魂漂泊不定之苦。

现代人的灵魂、无处安放,像鬼影一样漂泊。这种虚无主义,这种“现代病”,与这个灵魂的深渊,正是“《圣经》之书”和“自然之书”的断裂带来的。这个断裂,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焦虑和恐惧的根源。

作者: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

编辑:董牧孜 校对:翟永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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