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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组图】被聂树斌案改变人生,舆论漩涡中的郑成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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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被聂树斌案改变人生,舆论漩涡中的郑成月

原标题:被聂树斌案改变人生,舆论漩涡中的郑成月

“不能用绝食来抗议,他太傻了,不懂得怎么去应对舆论。公众人物应该接受大众的监督。”有律师朋友这样评价郑成月的绝食,而郑成月和他的家人们,似乎还没意识到郑成月是公众人物。

文4752字,阅读约需10分钟

“这是当年聂树斌案平反的大功臣,是英雄!”

11月12日,北京大学第一医院,一位病人在得知那位拄着拐杖,面色蜡黄,褶皱爬满面颊,被媒体团团围住的长者,是当年聂树斌案真凶的发现者郑成月时,激动地挥舞着手臂,向病友们解释着郑成月的身份。

因重病卧床,郑成月被再次拉回到公众视线,上一次引起舆论的轰动,还是2016年聂树斌翻案时。郑成月因聂树斌案出名,被称为最早披露“一案两凶”事件的公安人士、聂树斌案推动人之一。

郑成月重病无钱医治的消息,慢慢从朋友圈扩散到媒体,再由媒体传播给公众。有人同情“英雄”凄凉的晚景,自发募集治病的善款。

短短一天,数十万善款通过各种途径,汇集到郑成月名下,更多的关注也聚焦在这位原本“准备等死”的“英雄”头上,不断有人送来锦旗和善款,也有人翻出旧事,指责郑成月当年也办了“冤案”,更有人质疑聂树斌案真凶并非郑成月披露的王书金……

前来探望的亲朋好友、慕名而来的敬仰者、网络上的声援与质疑,紧紧围绕着年近花甲、重病缠身的郑成月。不堪舆论重负的他,躺在病床上,不惜绝食抗争。

今年11月,来京治疗的郑成月。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

重病缠身引发社会捐款

原本,郑成月打算安安静静地在老家县医院等待生命的终结。

县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,郑成月患有尿毒症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九种疾病。腹部因为积水肿胀着,浮肿蔓延到了脚部,只能趿拉着大两码的布鞋,在亲人的搀扶下行走。在老家广平县医院,他躺了四十多天,最后已基本放弃治疗。

按照郑成月自己的说法,放弃治疗是因为要花很多钱,还可能治不好。而更多朋友的说法,则是郑成月没钱治疗了,他又不愿意说。

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1月9日。当天,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病人郑成月:往后余生更孤独》的文章,将郑成月因经济窘迫而放弃治疗的情况披露出来。

朋友们这才算真正了解郑成月的近况。他们从山东、河南等地聚集到一块,去广平县看他,媒体记者来了,聂树斌的母亲也来了。大家凑在一起,劝他去北京看病。11月12日凌晨,有记者直接开车,连夜从广平县把郑成月送到了北京治疗。

朋友们曾商量过,像之前一样大家凑凑钱,再发发朋友圈动员一下身边的人,应该能凑齐治病的费用,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,为郑成月筹款的信息突破了亲近的朋友圈层,迅速扩散给了大众。

还有网友自发联系了腾讯公益,在腾讯公益上为郑成月发起了筹款。不到四个小时,就筹到了47万元。

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聂树斌案的推动者,善款、锦旗、探望……这让郑成月和家人们有些应接不暇。

两位拉萨人,带着朋友们表达敬意的七面锦旗,和朋友们凑的一万元钱,从广州飞到北京;一位北京市民,跑了两趟,等了两个小时,才见到郑成月,他从他一个月4500元的工资里,拿出了3000元递给了郑成月,并承诺,如果需要在北京住宿,可以考虑他家;有人坐飞机专程赶来,送来了治好自己肾病的自己研制的草药,希望郑成月能试一试;也有人背着自己的“冤情请愿书”,自带了凳子坐在病房门口等三个小时,想看看郑成月,也想让郑成月帮他的事情出出主意;水木年华的卢庚戌,悄悄带着两名工作人员跑到医院,捐了两万元。

因为来的人太多,医院在郑成月所在的病房门口增设了两名保安,以拦住不明身份的访客,控制进入病房的人数。

“正义不欺,英雄无悔”一幅送来的锦旗上印着这样几个字,在很多人心中,郑成月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。

当年因聂树斌案,在媒体上讲述的那个为了真相敢说真话的“英雄”故事,已经深入人心。

人们给郑成月捐款,更像是在维护心中的公平和正义。郑成月因为聂树斌案而被大众所熟知,在2005年第一篇关于聂树斌案疑似冤案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媒体上时,这个在公检法体制内,发现疑似聂案的真凶“王书金”,并且一直坚持调查聂树斌案真相的警察,开始频频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上。

被聂树斌案改变的人生

王书金的出现,改变了聂树斌案的走向,也改变了郑成月的人生轨迹。郑成月18岁参军入伍,后来的大多数时光,他跟枪和犯罪分子打交道。他经常开着一辆破面包车,穿着便衣执法,在广平县,还流传着他一天制服了八个犯罪分子的传说。

因为聂案在中国司法历程上的重要地位,他身边开始频繁地出现记者、律师等这些想要推动聂案平反的人的身影。慢慢的,在他身边开始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地方警察,公安局局长的社交圈子。

这次来京看病,一直陪伴在郑成月身边的,除了他的妻子,还有一个一直喊他舅舅的女孩李宁。对外,郑成月总是指着李宁说:“这是我外甥女。”住院部里严格要求核实亲属的身份,这时郑成月就会说:“这是我女儿”。实际上,最近三年,李宁才认识了郑成月,和另一位一同来帮忙的朱玉珍一样,她们和郑成月都不是亲戚。

朱玉珍和李宁都是因聂树斌案认识了郑成月,因为自己“有冤要伸”,她们都去找过聂树斌的母亲,一来二去,认识了郑成月,并渐渐和郑成月夫妻俩交好,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维权律师,有冤情的访民,报道过聂树斌、王书金案的记者,在住院的这段时间里,陆陆续续出现在住院部这间十多平米的小房间内。

2009年离岗之后,郑成月在邯郸当地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短暂做过两年的法务,那个时候开始,就有访民开始陆陆续续找到郑成月,寻求他的帮助,因为长期从事刑侦工作,对于案子存在的一些程序上的问题他总是能很明确地指出来。

朋友们戏称他为“民间信访局局长”。这些年,郑成月经常会把一些案子拿给他的律师朋友张东强(化名)看,或者让他帮忙去翻案。这两年,张东强从郑成月手中,大概接过四五起冤案。张东强告诉记者,对于律师来说,一般都不太想办这种案子,耗时耗力还不挣钱。

郑成月告诉记者,愿意去帮助这些访民是因为“我还是一名警察,人民警察为人民。”他觉得这是正义的行为。

而郑成月的那些律师朋友们,如果接了棘手的案子,也会主动找到郑成月。曾有律师朋友,专门两次请郑成月去案发现场,“他是干刑侦的,对于现场的蛛丝马迹都比较敏感。”

11 月12 日,热心市民在得知郑成月病重住院后,专程赶到医院探望。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

“民间信访局局长”被上访

随着重病而来的,不止有关心,善款,还有质疑和郑成月不愿意提及的陈年往事。  

一篇关于“郑成月办了警察田兰的冤假错案”的帖子,被网友翻了出来。这些年,这个自称被郑成月办了错案的田兰,一直在网上发帖申冤。田兰因为诈骗罪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,在监狱里关了一年,出狱后,她不仅一层层上访,还收集了十几份同样是自称被“郑成月”办了错案的人的资料,联合着他们一起写举报信,到北京上访。

广平县当地,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郑成月的名字,而人们对于郑成月的评价,或褒或贬。

和郑成月同村的杜常树告诉记者,在2001年,他15岁的儿子被人杀害,当时广平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告诉他,杀人的人及其父母把他儿子的尸体推下了井。最后罪犯被判了无期,但是他的父母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这起案子的经办负责人就是郑成月,杜常树一直为这事上访。

田兰也一直认定当时用来判她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证据——郑成月从她家中搜出来的假驾照跟她无关。2016年田兰因病去世,上访和翻案的任务就移交到了她的姐姐手上。田兰去世后,她的姐姐也坚持着给信访局,检察院寄举报信。

看到最近关于郑成月重病的新闻,田兰的亲属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了,找到一名律师“想翻案”。11月14日,田兰的姐姐带着女儿,找到这名曾代理过聂树斌案,后又被聂母辞退的律师翻看卷宗。

焦振业在2002年因为和人产生了摩擦受伤,郑成月办案,但是对方没有任何赔偿,也在上访。他告诉新京报记者,曾经他们五六个举报郑成月的人,组织在了一起,直接去了北京。

“纪委证明过我的清白。”面对这些再次被翻出来的指控,郑成月激动起来,2005年底,邯郸市纪委、检察院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对田兰等人举报的事情,进行过调查。

“我办过谁的案子,田兰就去找谁!”这些质疑和争议伴随了郑成月将近20年,郑成月在2014年还为此起诉田兰和焦振业“诽谤”。

连同着举报信一起被翻出来的,还有家里的公司经营状况。十几份经济纠纷的判决书,搭建着离岗后郑成月家的经济行为。

2010年,他以儿子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凿井公司。这家公司在两年前破产,郑成月的一位律师朋友告诉新京报记者,郑成月确实做过凿井的生意,有一次从天津进的下井的管道断过两次,因此赔了大概百万。

为了这个公司的纠纷,郑成月被搞得筋疲力尽,进过多次法院,站过被告席。给岳母看病拿不出钱,只能以办公司的名义向小贷公司贷款。

因为还不上钱,夫妻双方都被法院强制执行冻结了工资卡,郑成月成了失信被执行人,坐不了高铁。

这些疲惫甚至不堪,真实生活的普通人的样子,打破了那个被脸谱化的英雄形象。

护士在询问郑成月病情。因腿部浮肿,郑成月只能坐在轮椅上。 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

躺病床上绝食抗争

扑面而来的各种质疑,让病重的郑成月及他的家人猝不及防。

躺在病床上的郑成月,吸着氧气,右手指夹着参数监护仪的夹子,左手臂上绷带缠绕着输液的针管,右前胸上开了个口子,插入了透析的导管。他说话的声音也不再如当年洪亮。他和他的家人疲惫地应付着扑面而来的质疑,儿子为了躲避这些质疑也拒绝了媒体的采访。

但郑成月乐意和记者聊聂案,聊他理解的警察精神。得知一位访客是山东人时,他提起了当年抓捕过的一个山东的犯罪分子,还嘱咐访客:“你去网上查,肯定还能查到。” 

他告诉新京报记者,在离岗之后,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一名警察,在北京有一次,他遇到了交通堵塞,直接站到路中间开始指挥起了交通。“我那个指挥的动作是骗不了人的,当有人问我我是谁,我就会说我是警察。人民警察为人民。”

但当聊到网上对于他的那些质疑时,郑成月就开始变得激动。

在北京入住医院的第一天,他坐在轮椅上,回应着这些质疑。被问及儿子的公司问题,他抬高了音量:“甚至我爹还有公司呢,我都不知道,在扯什么啊?”

“你说那么小的小孩懂啥开公司啊?是别人拿他的信息去注册的。”妻子张志英在一旁向新京报记者解释。

提到该公司,妻子就会开始插话,解释郑成月只是在该公司里打工,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在里面工作,就说“太久了,忘记了。”

他们躲闪和抗拒,也想不清楚网友们为什么要揪住这些质疑。

“他们为啥要揪着这些私事?”“他就算有啥瑕疵,现在治病要紧啊!”面对这些质疑和逼问,妻子无措,在她心中,郑成月只是她的丈夫,是个普通人。

但对来医院探望他的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,在听他们说完了对自己的崇敬之情后,便会回个军礼。

郑成月曾经对媒体说过自己离岗,儿子没当上公务员都是受到了聂案的影响,工资卡一直被冻结经济困难。这些都被媒体报道,引发广泛关注。

11月15日,广平县政府针对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发表的《病人郑成月:往后余生更孤独》一文涉及的部分内容召开了一个媒体小型通气会。

根据参加通气会的记者叙述及相关报道综合显示,官方在会上表示没有让郑成月离岗,而是因为到了年龄调岗,他没有提出过异议。他的儿子当年公务员考试并没有考取笔试第一。冻结工资卡是因为涉及经济纠纷,法院强制执行。郑成月也从未获得过“全国优秀刑侦工作者”这个称号。

针对关于通气会的报道,郑成月当即给广平县的相关部门挨个打电话质问,“他们都说不知道通气会这事。”

郑成月向新京报记者表示,他也曾向政府抗议过离岗的事情,但是无果,他说自己未曾说过自己是“全国优秀刑侦工作者”,“我的奖状都放在家里可以查的,这个荣誉是记者的笔误。”

为了证明自己,11月16日起,郑成月宣布开始绝食,现在每天靠着打葡萄糖来维持。

11 月12 日,郑成月在北大第一医院诊室内输液,妻子在旁举着输液袋。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 

“不能用绝食来抗议,他太傻了,不懂得怎么去应对舆论。公众人物应该接受大众的监督。”有律师朋友这样评价郑成月的绝食,而郑成月和他的家人们,似乎还没意识到郑成月是公众人物。

朋友闻讯赶来劝他:“你是正义的旗帜,你不能倒啊。王书金还说他要为正义而活呢,你还不如他吗?”

听到这郑成月终于笑了,“怎么能跟王书金比。”

新京报记者 刘思洁 实习生 张慧 编辑 甘浩 程磊 校对 范锦春

值班编辑 李二号 吾彦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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